■昨天11点30分，烈士莫介恩的长子携夫人从美国乘飞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，今天上午将抵达南京。一想到明天举行的菊花台公祭，莫先生就激动不已。为此，他已经做了多日的准备。
■昨天14点30分，烈士杨光泩的侄子杨延元携夫人从来到南京。此行，他带来很多珍贵的历史图片，包括杨光泩在马尼拉的影像记录，还有25年前，举家前来菊花台祭奠先烈时的合影。
■昨天19点54分，烈士姚竹修的幼子姚铮华携夫人刘族光乘动车组D284次从郑州来到南京。曾经参加25年前那次公祭的老人感慨，“我今年72岁，在这一辈烈士后人中，是最小的一位了，很高兴这次能在南京重聚，以后再要相聚，恐怕是难上加难了。”
今天下午3点，菊花台抗日外交九英烈中，六位英烈的十多位后人，将齐聚现代快报，70年来首度分享先辈们为国家为民族的英勇往事。他们是英烈们的儿子、孙子、侄子……他们从赶来，带着深深的和缅怀。
明天即4月5日上午10点，现代快报将联合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区、南京市文物局，在南京菊花台举行九英烈70周年公祭。届时，现代快报微博将进行全程直播，敬请关注，点烛、献花。
昨天上午11点半左右，莫伟雄先生携夫人出现在上海浦东机场的航班到达出口。远远看见了记者高举的接机牌，莫先生一边挥着手，一边微笑着大跨步走来。尽管飞了十几个小时、83岁高龄还患有脑血管疾病，但莫先生脸上没有显出一丝疲态，“我太激动了。知道吗，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喝了4杯咖啡。”
虽然在飞机上睡了一夜，但莫先生的头发还是打理得整整齐齐，一身休闲西装、西裤和棕色的皮鞋。鼻子上架着的一副细框眼镜以及精致的腕表，透露出了他作为一个成功的股票经纪人与商人的气质。看着他大步流星地走来，凭谁也不敢相信他已经年逾八旬。
从机场往上海市区的上，莫老先生停不住感慨，“中国的变化令人感到惊奇，发展太神速了。”在父亲莫介恩烈士去世后这70年里，他曾因为工作而回过中国多次。“1978年左右为一个设施工程回来，那时中国到处只有矮房，人们穿的衣服几乎一样；1992年到1994年为一个道工程回来过，那时已经变化很大；前几年常去厦门，那里几乎一年一个样；现在再看看上海，已经是个国际大都市了……”
到达宾馆后，本以为一舟车劳顿需要稍事休息，可他却抖擞，甚至准备着要喝第5杯咖啡，结果被莫太太劝住了，“还是先休息一下吧。”莫太太说话不多，很多时间都安静地坐在一旁听着丈夫叙述，“你们的采访，一点一点勾起了他的回忆，离开家之前的那几天，他几乎天天都在写邮件，回忆和父亲、母亲在菲律宾共同生活的各种细节。他对于这趟南京之行，非常重视、非常激动。”
坐在房间的书桌旁，莫先生将自己为4月5日公祭准备好的致辞拿出，费力地对照着英文和拼音一遍遍做“排练”。尽管有些磕磕巴巴，但他念得很认真、很入神，“他为此紧张了很久了。”莫太太说。
接莫先生前，现代快报记者特意随身带着3月30日《现代快报》中有关莫介恩及其他几位烈士的报道，昨天午饭前交到莫先生手中。刚刚下飞机饥肠辘辘的他，一看到，顾不得吃饭，便急急忙忙地翻开阅读，看得极认真，似乎要把每一个字都牢牢刻到心中。无奈由于中文水平不高，报上的字多半不认识，很多时候，他只得愣愣地盯着照片发呆。“这是杨总，我见过……这是卓还来，在马来西亚的那位……这是姚竹修、萧东明，他们的夫人以及杨光泩的夫人就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因为杨家被日本人占了……这位学习生年纪很轻，22岁就去世了……”莫先生一边说，手指一边从一位位烈士名下划过。
然而，看到忠骸回国的几副资料图片时，一直激动得不断说话的莫先生却沉默下来，“真的有很多人在送他们……我们当时去了美国，从来没有人告知我父亲的遗骸被埋在了南京。”他叹一口气，又向后翻了一页，看到了父母亲的合影，以及母亲与自己和弟弟坐在口的照片，神情变得更加凝重起来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突然开口，“当时那么开心……”语气里透出深深的伤感。
由于一直误以为父亲遗骸埋在马尼拉，莫伟雄从未来宁为父亲祭扫过。而这次的长途跋涉，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，也是因为莫伟雄一直着，希望能再见到其他烈士的后人，和他们倾诉、分享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回忆。
今天下午，他和其他五位英烈的后人将来到现代快报聚首，将各自的回忆拼成一张巨大的图画，帮后世完整还原70年前的历史，讲述自己了解的每个感人故事、每个动人细节。
莫先生说，他父亲的品性，特别是在对待民族、国家的态度上，可能很大程度上受了祖父的影响。莫介恩在长大，家中一共有13个兄弟姊妹，他排行第三。莫介恩的父亲在一所同时教授中英文的大学里担任校长，对子女的教育尤其重视。莫介恩在学校成绩一向十分拔尖，甚至还在中学里跳级，15岁就中学毕业。当时正在招募优秀学生，送他们出国深造。莫介恩于是和17岁的二哥参加了组织的考试，两人均被高分录取，送往美国。临行前，父亲对兄弟二人说，“现在的中国，因为不够强大而受尽，你们出国，是为了这个国家而学习，因此必须学一些有用的，好回来后报效国家。”因此到了耶鲁大学后，莫介恩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，而他的二哥主要研究火车及轨道的建设。在大学里，莫介恩担任中国学生会下一个的编辑，他常常在上写文章，号召中国留学生们学成归国，为国献力，然而却遭到很多人的不理解。“他不知道，其实很多人并不想回到中国，他们只想着赚钱，没有像他一样宏伟抱负。”
无论周遭人是如何看待，大学毕业后，莫介恩还是毅然回国。1921年前后，被派去了沈阳，接管一家一战后交出的发电站。1929年，东北战乱，莫介恩离开沈阳。当时，中国驻菲律宾馆总正好是莫介恩好友，那时菲律宾还在美国的之下，语言是英语，好友知道莫介恩英文好、暂时又没有工作，便力邀莫介恩去馆帮忙。
1929年，莫介恩带着妻子罗淑华、出生仅几个月的大儿子莫伟雄，来到了马尼拉，并在那里生下了二儿子莫伟俊，一家人一呆就是13年。
莫介恩到达菲律宾后，以他的热情、幽默、友好，与当地的华人华侨很快熟悉起来。同时，通过一个由在美留过学的人士组成的同学会，他结识了很多菲律宾以及美国，其中就包括当时菲律宾的议员及其他。这些人际关系，为莫介恩此后帮助在菲争取做了良好的铺垫。
莫伟雄回忆，当时父亲莫介恩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促成菲律宾修改或缓和了部分排华法律，使得对待华侨的法律不再如此严苛。因为此前在菲律宾，华人的、财产的均得不到。比如华人如果在菲犯罪，惩处起来也会比菲律宾本地人更加严厉。他甚至为受打劫的华商当过“侦探”，揪出了犯罪的菲律宾小偷，使得华人被抢的情况大大缓解。
莫伟雄不止一次记得，早上一打开自家房门，就看见门口跪着请求帮助的侨胞，虽然他们遇到的问题并不属于莫介恩的工作范围，但莫介恩还是为他们积极奔走、从不推辞。深受的想通过登报等各种形式感谢莫介恩，都被他了。“他是李老汉的幸福生活一个极其谦逊的人，对于名利是从不在意的，”莫伟雄印象很深，“就连，父亲也总是站在后排，把自己摆在最不起眼的。”
莫介恩为华侨们的付出，是有目共睹的。因此尽管中央3次想把莫介恩调走，但都因马尼拉华侨的恳切挽留，而留了下来。其中最后一次的调任安排，是在战争爆发几个月前，来电要将莫介恩调到升任总，与前两次不同，要求他必须到任。可莫介恩却说，“侨胞这么恳切挽留我，新移民律又这么需要我来办理，等半年吧，等我弄完了这件事情，总算替侨胞做了一件好事，我们再走吧。”因此耽搁了半年，而他没有想到的，心愿还没有实现，他就将热血永远地洒在了马尼拉的土地上。
莫介恩被时，莫伟雄只有13岁。“父亲很忙，我们只有晚上和周末才能见到他。”莫伟雄说，父亲每天白天忙工作，晚上要参加其他馆的社交活动，周末有时还要为侨胞四处奔走，与他和弟弟的相处时间非常少。因此，莫介恩也非常珍惜和孩子们相处的有限的时间。每周六，他们一家总会早早地来到中国城的一个茶餐厅，那家餐厅有很多报刊、和孩子们看的漫画，每人抱上厚厚一摞，浸心阅读，直到中午才会离开；而下午，莫介恩则会带孩子们看电影，“最常看的就是牛仔电影了，此外还有歌舞及喜剧电影，这几乎是我和弟弟每周最期待的事。”莫伟雄先生的脸上绽开孩子般的笑容，似乎回到了70多年前的某个充满欢声笑语的下午时光，但他的脸色也很快变得凝重起来。“但是从1936年以后，他回家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晚了，有时甚至彻夜不归。”
后来家人才得知，为了日军的侵华行为、抵制日军进入马尼拉， 父亲每周都会为当地《华侨商报》写抗日文章，有时甚至写到天亮。同时，母亲罗淑华也在积极组织当地华侨捐钱和其他战时物资，并频繁地通过轮船送回国内，支援中队。
1941年底，得知日军即将攻入马尼拉，华侨们纷纷举家逃离马尼拉。准备离开的那一天，莫介恩口停了20多辆当地华侨的汽车，华侨们为莫介恩一家准备好了房子、车子，就等着帮他们搬行李、一同离开。面对如此细心的安排，莫介恩选择了。他表示，们若走了，没有人与日军沟通，他们便会更加地。无奈之下，华侨只得先行离开。几天后，一位为们安全深感担忧的华侨又冒险驱车返回，想将莫介恩一家接走，然而，莫介恩的态度依旧。
1942年1月，莫介恩被日军从家中带走，在菲律宾大学。当时，罗淑华还能每天探望丈夫，给他送去吃的和干净衣服，并将脏衣服带回家清洗。可是不久，形势便急转直下。杨光泩、莫介恩等人被压到了，关押在最底层一个十分潮湿的地方，受到日军。罗淑华最后一次看到莫介恩时，他的脸上全是血，浑身是伤，衣服也烂了。罗淑华在1945年的一篇回忆文中，记述了自己4月16日最后一次在和丈夫相见的场景，“当我正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叫了我一声：‘淑华，你回来。’他说：‘我很对不起你。你知道，去年决定要调我到，我因为华侨再三挽留，没有离开。我想，我干外交十几年了，我对侨胞没有什么功绩，总想干一件对侨胞有益的事情才走……现在，我的计划是破碎了，而且我留下了一个重担给你。本来孩子们是应该由我培养的，现在将由你一个人负担了。’”
从1942年到1945年，因为杨光泩、莫介恩等人不在身边，他们的妻子、孩子的生活比之过去困难了许多。莫伟雄依稀记得，他当时和母亲、弟弟住在一所大房子里，同住的还有杨光泩、姚竹修、萧东明的妻子、女儿，以及王恭玮的妻子，共5户人家。虽然战时物资紧张，但他们获得了很多爱国华侨的支持和帮助。3年来，常常有人给他们送来米、油和蔬菜，还有人给他们送去布匹和鞋子。因此对于十多岁的莫伟雄来说，生活几乎没什么改变。1945年，马尼拉光复，几家人分别飞赴美国的东西海岸，逐渐地失去了联系。
尚有三烈士的后人失联，快报继续征集线日，菲律宾马尼拉华侨义山，面对日寇举起的枪，32岁的萧东明、25岁的杨庆寿和22岁的王恭玮挺起了自己的胸膛，就像国民驻马尼拉总馆另外五位年纪更大些的同事一样，三位年轻人看向日寇的眼神充满了轻蔑。
70年过去了，菊花台上，将再次迎来一次为烈士们举办的公祭，现代快报记者在寻访到其中六位烈士的家属，却没能找到另外三位年轻烈士的家人——他们年轻的生命，甚至没来及留下太多痕迹。不过，人们没有忘记他们，在即将到来的4月5日，抗日外交九烈士70周年公祭活动中，将有年轻的孩子们，为他们献上。
哪怕在最详实的史料中，关于三位年轻人去马尼拉之前的记载也十分稀少，“萧东明，号海平，1910年生，福建闽侯人，原金陵大学毕业，1932年11月1日到国民工作，1934年3月14日任交际科科员，1939年派任马尼拉总馆随习；杨庆寿，1917年出生，祖籍福建，出生于菲律宾，毕业于黄埔军校。1941年任国民科员，童年派任驻马尼拉总馆随习；王恭玮，浙江奉化人，生于1920年，著名外交家王正廷之子，上海大学文学士，出任驻马尼拉总馆甲种学习员。”这样寥寥几笔的描述，让人很难看出三位年轻的风采。
曾经于1936年跟杨庆寿在中央学校大学部外交系同学的周开仁先生，曾经在1988年撰写《悼念日军的杨庆寿烈士》一文，“庆寿兄身材修长，态度文雅，从外表来看，他具有很标准的风度。1941年，我住到庆寿兄在马尼拉市中心租住的旅馆中，房间里堆积了不少书籍与，他十分平静，勤于阅谈，与我讨论的大半是广泛的学术性问题，诸如康德哲学之类。大概，他当时准备在菲律宾大学兼修高级学位。”
与其他的几位烈士不同，年轻的萧东明、杨庆寿和王恭玮，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并不多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在写作《异域忠魂》一书时，曾经试图寻找过这三位烈士的家人，但几经辗转，收获依然不多。
杨庆寿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，这位出生在菲律宾的华侨在国内，似乎没有多少亲属。1988年，来自的游客周游，把一本当年5月发行的《传记文学》邮寄到了雨花台区政协文史委员会。“这本《传记文学》，有两篇文章，一篇是《被日军的驻菲总杨光泩事略》，还有一篇是《悼念日军的杨庆寿烈士》。”杨新华说，杨庆寿烈士的资料大多来源于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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